《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七成半被调查者自认“幸福”，女性、老年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以及负责人群体的幸福指数相对较高。经分析发现，我国青年人幸福感最低的状况与国外研究结果不一致。此次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该课题组在2010年8月中旬，抽取来自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的4800名居民进行调查。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幸福感有所提升。生活环境宜人、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良好、文明程度高、衣食无忧，这些都可以成为人们“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理由。但是，七成半被调查者自认“幸福”，这样的调查数据在网上遭到一片质疑……
相比于各种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幸福？更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在反复找出“哪些不幸福”的过程中，继续有目的前行。
评判之期待
培植民众幸福感
需民生政策加力
不少网友对这样的调查结果不满意。特别是年轻网友纷纷用脚投票，直言自己“被幸福”。事实上，社会竞争加剧，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安居梦想成为浮云，青年人幸福感最低，就证明了这一点。再说，且不说课题组只对24个城市的4800名居民进行调查，没有关心农民的幸福，调查范围不具有说服力。而且城市里的穷人要为生计奔波，他们也没有闲情逸致参与社会调查，回答自己幸福不幸福。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高，更是令人无法释怀。在社会竞争激烈、一职难求的当下，工作岗位的稳定性、完善的福利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自感幸福，不足为奇。其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幸福感也可以从高烧不退的公务员报考热与层出不穷的事业单位“萝卜招聘”中得到验证。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自感“非常幸福”固然代表了一种诉求与心态。但是“小众”的幸福不能代表大众的幸福。事实上，其他行业、更多未被调查者更迫切期待提升幸福感。提升全体民众的幸福感，移开影响大众幸福感的拦路虎，提高其他行业就业预期，让民众对贫富悬殊、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文明等民生指标逐渐满意起来，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比调查报告更重要。
叶祝颐
评判之反思
幸福感往往与收入背离
该调查的诸多结论都与公众感受和此前出现的结论相悖：一个简单的判断是我国一线城市城市病日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如今，在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幸福感提升。但该调查指出，在总的幸福倾向上，直辖市居民比例最高。对此，能忽视吗？
该调查认定幸福感的高低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有关，但是，就世界范围来说，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发展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会同步增加，但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同步均衡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等学者的研究，在过去的50年中，尽管收入不断增加，但美国和日本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欧洲自197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国民幸福感也没有增加。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滞后于GDP增长，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劳动保护差、劳动者精力透支和职业枯竭，而各种权利权益得不到保护更是重要因素。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职工的总体工作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下状态，基本上每10个在职人员就有3个人的工作幸福度偏低，工作压力已成为中国居民的第二大痛苦源，占痛苦来源的16.5%。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国人的幸福感怎能提升呢？
不过，这并不能否定幸福感对公众和社会的价值、意义。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持续下滑，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失衡。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关注公众的幸福感，要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 朱四倍
建议之过程
常识性的事实
无需费心调查
单就“公务员幸福感最高”这样的结论，似乎不必花费精力和金钱去调查才能得出结果，一年强似一年的公考热，看着成百上千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岗位；一直以来收入分配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始终是机关公务员群体；在职时收入福利是普通民众的N倍，退休金依然差距如故；在医疗、养老、住房保障方面明显的优越性……不用你调查，我就知道公务员最有幸福感。
不但如此，诸如“家庭月收入越高者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同样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大家心里都明白得很。占整个社会成员小部分的公务员群体，无疑占据了那七成半认为“幸福”者的多数，一而再再而三的幸福感调查排名，更像是一种炫富，只会一再地给公众带来痛感。
老百姓固然羡慕公务员职业，因为收入高、福利好、待遇优厚、保障性超强，但不会天然地妒忌公务员群体，因为社会转型期种种制度未能转轨、完善，大家只是期待早日推进改制破冰，根治各种社会不公。我们需要的是调查当下哪些问题比较普遍，哪些矛盾最突出，哪些制度更迫切地需要改革，进而为政府决策和制度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范子军
建议之应用
别演变成当代乌托邦
尽管这份调查所给出的数据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其所提出的这项建议却赢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长久以来，单纯地把GDP作为政府考核标准的做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呈现出畸形的“跛足前进”，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早已为人诟病。对于中国来说，找寻一种新的考核办法来衡量政府和官员的工作政绩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幸福指数似乎就是一种为中国社会量身定做的标准，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
然而，从当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看，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当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幸福指数与GDP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竭力主张幸福指数完全取代GDP。当然，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好的，尽管GDP存在着诸多缺憾，但其仍然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同样就国情来说，中国目前最大的任务依然是发展问题，提出用幸福指数取代GDP也还为时过早。
其次，不少人简单地提议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幸福指数从总体上看所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而必然会受到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要关注的是其“诊断功能”——看我们的发展是否偏离了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不是用于去“排序”或者衡量工作得失。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也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首先，必须言明这是种错误的观点。当年，不丹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实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如果像某些网友所说的那样，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那么很可能如福利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一样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 王国信
■反思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
幸福是个让人陶醉的词，无论幸福还是被幸福，其实都是幸福。在本质上可能是一样的。
幸福是相似的，饭碗稳定、收入高、福利保障，这些都是幸福的物质保障；家庭和谐、和睦是幸福的精神保障。即便是如此，幸福的人中也有不幸福的一面，比如碰到感情挫折，可能就觉得不幸福，而更重要的是，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它是有波动的。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幸福度在提升，在福利上，我们已经越来越能够享受到了，但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相差还很远。我们的幸福还需要再提升。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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